三亿体育官方网站2020年全球暴发疫情，在过去一年内，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有增无减，世界多个国家经济发展遭受严重冲击，全球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均面临变局。为了协调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国家出台了诸多有力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使得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确保了国家经济稳定发展。肺炎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的当下，正确认识疫情给全球贸易带来的影响以及给我国进出口贸易带来的影响，制定有效措施降低负面影响，促进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十分重要。因此，防疫控制是当务之急，特别是疫情严重地区，要全力以赴抢救病人，保障医疗卫生物资供应，努力提高治疗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赢得防控斗争的有力支持也离不开发展。在加强流行病防治的同时，切实维护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努力维护生产和生活的稳定有序，只有这样才能部分抵消疫情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2020年1月16日，联合国了《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报告》清楚地表明，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在2020年达到2.5%。但在贸易摩擦、金融动荡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加，病毒肺炎蔓延全球。1.世界经济在2019年发展状况回顾和分析根据全球数据分析，2019年全球经济发展的主线不容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评估已三次下调，从年初的3.5%下调至3.3%，然后又下调至3%。向下调整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继续恶化。联合国预测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放缓至2.5‰。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摩擦日益严重，使得全球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量，投资者对市场也失去了信心。以美国政府为中心对中国一直采取严厉的贸易保护政策，分别于2019年5月和9月实施了新的关税提高计划，中美之间的商品征收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高关税，双边平均关税超过20%。中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总量的40%，贸易摩擦影响了两国市场要素的分配，抑制了两国的生产潜力，影响了两国的经济，也给全球生产、消费、贸易和投资带来负面影响，降低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应有水平。2.疫情对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当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及争取增长动力之际，病毒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蔓延，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2020年，世界各国的重点将放在疫情的预防和控制上，主要经济体能否完全控制疫情，消灭疫情，将最终决定世界经济的增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前三个月，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65万亿元，比2019年下降6.8%。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下降3.2%、9.6%和5.2%，产值分别为1.02万亿元、7.36万亿元和12.27万亿元。在疫情的影响下，第一季度GDP环比增长了4.8%在过去的六年里，国家保持了正增长，在2020年的第一季度，国家制造了自2008年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在2019年继续衰退，加上流行病的影响，日本的GDP在第一季度同比下降了3.4%，这是日本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点。
1.进出口贸易增速同比下降2019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中较为显著的一年，我国进出口规模按季度逐季提升，第四季度达到8.59万亿元，占全年进出口总值的27.22%，尤其是12月份贸易额达到3.01万亿元，增速创月度新高。但2020年1月疫情突发，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急速下降，据海关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57万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同期下降6.4%。在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国际贸易整个流程受到大幅限制，国内配货、运输等受到海外市场影响有所收缩，由于疫情在海外的蔓延十分广泛，国家对于进口货物，尤其是冷冻产品的检验检疫越来越严格，进出口企业经济损失十分严重，进出口发展势头逐渐减缓，增速有所下滑。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人民币，比2018年增长3.4%，2020年我国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增速同比下降。2.外贸企业压力巨大传染病的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传染性和不确定性强，会引发恐惧、焦虑等情绪。疫情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并出现变异，消费者消费能力减弱，而各国防疫管控也增加了贸易壁垒。进出口企业出现了短暂的滞仓、违约、国外展会取消等问题，海外订单需求量递减。有关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进出口企业损失巨大。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体系中，生产加工企业占有较大的比例，受疫情管控影响，生产加工企业遭受的损失也十分巨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下降较为明显。由于生产加工企业一般无法通过线上作业形式实现生产经营，所以企业生产矛盾十分凸显，同时受到国际政治因素影响，其影响更为突出。3.物流运输企业投入成本增加由于受到全球疫情影响，国际物流运力下降，导致集装箱船费用大涨。港口拥堵造成的集装箱在港口停留的时间长、空箱难调配等问题都导致了运输成本的进一步提高。此外，世界各国都制定了专门的卫生检疫措施，这对我国远洋运输行业来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船舶在贸易国进行停靠、装卸进度、为了配合贸易国的检疫需要提供给贸易国的相关资料等产生的费用，这使得远洋运输行业需要承担额外的时间成本及经济损失，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入成本。4.国际贸易矛盾升级国际贸易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府、政企、企业。目前我国政府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医疗物资管制与国际政治间的矛盾，在疫情流行期间医疗物资是战略性资源，由于国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我国有较大差别，所以这可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是政企的矛盾，我国政府制定的检疫措施与外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这可能引发政府与外企之间的矛盾升级；最后则是我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贸易矛盾，疫情的情势变迁以及一些不可抗拒因素都会导致企业间出现合同变更、违约等问题，这也是企业间最难解决的问题。
1.疫情影响呈现阶段性随着国内疫情控制效果提升，我国进出口贸易在2020年6月份以后出现明显递增的趋势，外贸企业压力逐步减小。2020年下半年，贸易冲突有所缓解。特别是世界各国都制定了针对性疫情防控措施，加之我国对世界各国的医疗援助扶持力度不断增加，全球疫情整体得到短暂的控制，虽然欧美国家目前形势不太理想，但总体来说国际贸易得到了暂时的恢复。在国家政策扶持下，我国外贸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喘息机会，国内市场重新焕发出活力。而疫苗上市以来，我国卫生信誉赢得了国际认可，进出口贸易量也显著增加。2.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更为显著通过商务部的国家经济增长数据来看，2020年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再次增加，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依赖性越来越强，这表明我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疫情影响虽然在短期内使得全球经济遭受重大挫折，但是疫情过后全球经济格局将会发生巨大转变，以美国、欧盟为主的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将会持续减弱，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贸易新格局将会形成主导世界经济的新结构。3.我国进出口贸易不退反增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中国对外经济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通过本次疫情可以看出，世界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非常强，我国经济体系对于世界经济整体发展十分重要。由于我国对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得相对到位，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虽然有小规模反弹趋势，但是其主要因素是外来输入病例不确定性导致的，只要国家控制好外来输入人员，疫情得到完全控制并非远不可及，在此背景下，进出口贸易规模逐渐恢复，并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中国进出口在全世界占比非常高，世界各国对我国经济依赖性大，因此未来阶段进出口贸易总额将会持续上涨。
1.应急保障性策略国家应该出台政策确保防疫必需的医疗生产材料能够快速得到补充，各部门需做好协调合作工作，保障药品、物资充足。各级政府应该制定进出口优惠性政策，敞开大门，为相关企业打开绿色通道，从而提升进出口贸易的效率。在海关应该设立专门的检疫区，对进出口人员货物进行逐一排查。在对境外输入性肺炎病例进行及时的隔离治疗处理同时，还需要对一些临时性政策进行优化。运用政策手段，鼓励进口企业做好进出口贸易工作，对从事医疗物资企业可以适当政策倾斜。通过多位一体的保障体系实现进出口贸易安全、稳定发展，将疫情对其造成的影响降低。2.市场电子交易信息化建设在应对疫情时，电子交易方式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我国政府应鼓励进出口企业通过电子交易方式进行国际贸易活动。首先，有关部门应该针对电子商务出台相关的法律保障措施，在法律约束下实现国际贸易无缝对接。明确网络交易流程以及风险，使得双方能够同时受到法律约束；其次，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也可以通过电子签约的形式实现，为国际贸易实现电子签约提供参考依据；第三，政府可以鼓励企业通过视频方式实现会谈、签约等商务活动；第四，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网上办公对进出口贸易涉及到的各环节进行处理，并实现线.解决国际贸易矛盾我国政府可以根据疫情的具体影响制定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方案，有针对性地去解决企业间的贸易矛盾，为进出口贸易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首先，国家需要以灵活的政策推行进出口贸易的开展，在宣传上采取多渠道、多平台宣传的方式，使得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政府能够全面掌握中国国内疫情防治动态消息，以寻得到国际社会支持；其次，与WH0时刻保持密切沟通，强调我国防控疫情的决心，逐渐掌握国际贸易的主动权；再次，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围绕务实、公平的原则，平衡好我国企业与企业间的利益关系，制定中期、长期进出口贸易发展计划，确保进出口贸易快速恢复；最后，进一步推进政企合作贸易政策的落实，加快进出口贸易发展，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才能更加快速。解决国际贸易矛盾对于打破国际贸易壁垒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全球经济大融合的过程中，疫情的出现使得贸易壁垒再次加强，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本次疫情中抹黑中国，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于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需要尽力为我国的国际贸易创造更为公平的环境，促进进出口贸易发展。4.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面对持续发展的疫情，政府需要结合疫情发展制定适宜的货币政策，通过综合评估疫情对我国社会整体的影响，采取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保持稳健，不能大水漫灌。在近期特殊形势下，货币供应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可考虑适当高一些，以便在疫情和外需下滑影响下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以及实体经济流动性合理充裕。在货币政策的工具方面，需要更加注重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做到有收有放、有的放矢。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领域，进行减压和纾困，通过支持其他领域发展来进行对冲和填补。在财政方面，医疗卫生贸易优惠政策的投入需要增加，鼓励医药卫生进出口企业积极开展国际贸易，这有助于全球疫情得到总体上的控制。由于进出口企业受影响较大，需要适当对其进行减税降费，确保进出口企业能够渡过难关。通过这些多措并举的政策，能够使得进出口企业获得喘息之机，从而确保我国进出口行业在此次疫情中能够顺利度过难关，推动进出口贸易持续稳定发展。
从进出口贸易来看，第一，原来是春节期间工业企业关闭的时间，虽然延长了假期，但是现在国家已经采取了更有效的措施恢复生产，高速自由时间已经延长到疫情结束，加上各种检验检疫措施的不断保障，虽然货物的出口已经受到影响并有所减少，但是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整体稳定性正在改善，企业继续恢复工作，进出口企业的交货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三亿体育。二是虽然我国已被列入国际卫生突发事件发生地，但我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干预措施，措施明确，疫情总体处于稳定可控的状态。因此，这项决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巴西、美国和其他国家也被包括在内，但是从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中国目前采取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表示，不建议各国对中国实行贸易和旅行限制。第三，国际公共卫生应急评估周期为三个月。同时，还明确规定，如果世界卫生组织不进行补充评估，该活动将失效。
总而言之，当前世界格局不容乐观，在疫情的冲击下，如何确保国家进出贸易稳定发展，将疫情对其造成的影响降低十分重要，国家需要制定有效的政策条例帮助企业度过难关，而企业要相信政府，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只有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应对这次危机，国家才能在危机中屹立不倒，民族才能在苦难中铸就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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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汇率。汇率是指国际上一国货币和其他国货币进行兑换的比率。我国的汇率表示方法一般以美元为比对对象，如2017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为1美元=6.7518人民币。（二）进出口贸易。进出口贸易也称国际贸易，是指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对商品和服务等进行交换的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进口贸易是将外国商品和服务输入本国市场进行销售。出口贸易是将本国生产或加工的商品向国外市场销售。国际上一般以美元为进出口贸易额度，贸易总额是指某国或某地区在某一时期内进口额度和出口额度之和。（三）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一国进出口贸易会产生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这是根据一国进口额度和出口额度对比后确定得出的。当一国出口额度大于进口额度时称为贸易顺差，当一国出口额度小于进口额度时称为贸易逆差。如果一国对外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视为该国进出口贸易出现了恶化，反之，如果一国对外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视为进出口贸易得到了提高。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1993年之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相对较高，有利于我国进口贸易发展，此时能以低价格购买基础产品，通过加工，生产出低价商品或提供低价劳务，促进我国商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自1994年开始，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汇率急速贬值，在之后十几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这对打开国际市场确实有相当好的作用，但对于进口而言，同样的商品和服务要比之前花费更多的人民币，势必会给制造业带来消极影响，因为进口基础产品价格高，会造成最终产品价格提升，削弱我国商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而也会影响到出口贸易。2005年之后，人民币又开始了新一轮升值，我国汇率改革是导致汇率变动的一个影响因素，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中国发展态势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觉到地位在受到威胁，美国害怕其统治地位不稳固，因此对中国汇率采用一定抑制手段，促使人民币升值，这样会影响到中国进出口贸易，间接也会放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人民币升值除了消极影响外，也有积极影响，例如，人民币升值能够调整我国产业结构。我国企业原本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人民币升值后，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中国逐渐向东南亚及非洲等地区转移，这促使投资方在中国投资必须走向高科技，使我国产业结构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而言是利大于弊的。人民币升值对于高科技产品进口也是有积极影响的，这样可用较少的人民币换取较多的高科技产品。（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近几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变动不大，但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人民币汇率上升会使外币购买本国商品和服务成本上升，进而影响我国出口竞争力。中国近些年的发展，给美国等经济体带来一定威胁，这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经济体对我国发展的一种遏制，这一手段容易造成我国贸易逆差产生，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从1952年至1983年间基本呈现上升趋势，汇率极高，大大限制我国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面貌没有积极影响作用。从1984年开始至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大幅下降，从2.2043变动到8.6187，这使我国由贸易逆差向贸易顺差扭转，我国国家贸易发展也呈现直线上升趋势，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从1994年至2006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基本保持在8左右，对我国出口发展起到了良好促进作用。从2006年开始至今，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开始由7变到6，也就是人民币汇率又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东南亚及非洲等地区转移与汇率之间有一定联系，因为人民币增值不利于我国出口贸易。
由人民币汇率对我国进口和出口贸易的影响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升降，会给我国进出口带来影响，当汇率上升时，对进口有利，出口不利，当汇率下降时呈现相反状态，因此汇率变动对一个国家而言非常重要，汇率制度改革也是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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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
综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三亿体育，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从浙江省当前贸易战略出发,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对能产生进出口贸易互补、创造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各种政策优惠,从而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往政府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与贸易有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模式，直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使浙江省企业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提升产业结构。
对企业界而言，加入WT0后,国内市场上国内外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场而放弃进入国际市场,那么其国内市场份额势必逐渐被吞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宽企业的生存空间，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投资促进贸易，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蔡锐,刘泉.2004.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8).
齐晓华.2004.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趋势分析［J］.投资研究(3).
邱立成.1999.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J］.南开经济研究(6).
小岛清.1987.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37-442.
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趋势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49).
张如庆.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3).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
综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从浙江省当前贸易战略出发,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对能产生进出口贸易互补、创造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各种政策优惠,从而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往政府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与贸易有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模式，直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使浙江省企业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提升产业结构。
对企业界而言，加入WT0后,国内市场上国内外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场而放弃进入国际市场,那么其国内市场份额势必逐渐被吞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宽企业的生存空间，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投资促进贸易，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蔡锐,刘泉.2004.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8).
齐晓华.2004.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趋势分析［J］.投资研究(3).
邱立成.1999.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J］.南开经济研究(6).
小岛清.1987.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37-442.
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趋势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49).
张如庆.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3).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仍然影响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并且影响着众多参与进出口贸易行业的经营，对汇率变化进行探讨并探索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对策，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
汇率是一个国家货币与另一个国家货币兑换比率的简称。人民币是货币，在对外贸易中，使用人民币与之交易的另一种货币是国际通用货币———美元。因此，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讨论，通常是讨论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总体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小，但人民币汇率在固定范围内变化幅度较大，10年内最大汇率与最小汇率的差值为1.3372。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助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但汇率变化仍然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1影响进出口贸易利润。汇率变化代表着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数额变化。从进口的角度来看，当商品价格不变时，汇率下跌意味着人民币购入的商品数量减少，内销的成本提高，企业利润会有所降低。从出口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下跌意味着出口商品对外的价格发生变化，在商品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价格越低，利润也越低。汇率上涨同样对进出口贸易有不利的影响，对于进口贸易来讲，人民币汇率上涨意味着购买力提高，而国内市场需求不变，企业必须降低售价，利润会降低；而汇率上涨意味着出口商品售价提高，其他国家购买力不变的情况下，出口数量会相对减少，同样影响贸易利润。2.2影响进出口贸易经营策略。由于汇率变化对进出口贸易利润产生影响，很多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采用改变经营策略的方式规避汇率变化的不利影响，这样一来，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经营策略不稳定，很容易导致贸易纠纷。在人民币汇率上涨时，进口商品可能会被囤积，等待汇率稳定或降低时进行出售，则在汇率降低时，进口贸易会减少，部分中小型企业对汇率变化应对能力弱，可能选择暂时退出市场。同样，出口贸易必须进行大量的宣传或者进行市场开发，以保证出口利润的达成，这又影响了企业对外贸易的成本应用，甚至影响某一类产品的品牌价值。2.3影响进出口贸易市场发展。客观来讲，进出口贸易发展应是平衡的，或者，进口基本生产资源、出口成品，才能形成稳定的贸易利润。但由于汇率变化和我国生产特征，进出口贸易的市场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原材料出口和廉价劳动出口始终高于高新产品出口，而进口贸易正好相反。长此以往，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1扩大进出口贸易利润来源。进出口贸易利润的以商品交易的形式出现，势必会受到汇率的影响，很多企业由于自身经营因素，缺乏应对汇率变化的能力，导致经营问题。对此，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是扩大进出口贸易利润的来源，简单来讲，即将利润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3.2及时调整进出口贸易经营策略。需要根据汇率变化去调整经营策略，经营策略的变化，应与外贸市场的环境相对应，即形成向外的策略调整，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调整企业经营状态。3.3加速人民币汇率国际化进程。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同时能够有效抵挡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例如，促进进出口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进程，这样我国的人民币汇率会更加稳定，同时也可以提高企业处理汇率波动风险的能力，对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另外，经济的不断发展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整体实力，同时可以在进出口贸易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可以确保我国的自身利益。
综上所述，汇率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利润、经营策略以及市场发展均有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要应对汇率变化，需要进一步扩大利润来源、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并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引导市场，这是保证我国汇率稳定、进出口贸易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
福建省作为我国一个沿海开放地区，地处我国东海之滨，面对台湾，接近港澳，是距离东南亚、西亚、东非和大洋洲最近的省份之一，并且也是全国第二大侨乡和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华侨港澳台胞在推动福建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福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全国进出口高速增长的大环境，给福建省的经济发展和进出口贸易带来了良好的氛围，带动和促进了福建的经济腾飞。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国家政策使全省已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开发格局，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台湾省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宝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背景使得它更便于与祖国内陆和国际地区进行经贸合作。同时，台湾与美国、欧洲、日本等东南亚国家也都有着大量的经济贸易，与福建等内陆各省更是早有密切的民间文化交流。在两岸尚未实现直接“三通”，经贸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情况下，两岸的经贸关系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祖国内地已成为台湾最主要的投资地、最大出口地之一及最主要贸易顺差来源，两岸经贸关系对台湾经济正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九五”期间，福建省累计出口额大约518亿美元，比“八五”翻了近一番，年递增10.3%。2000年，福建进出口贸易总量首次突破200亿美元，达到212.23亿美元，居全国第6位。2001年全省进出口贸易工作取得新的进展，进出口贸易总值达到226.2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6%。其中出口139.22亿美元，增长7.9%，高于全国1.1个百分点，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6位；进口87.04亿美元，增长4.7%，保持了较大的贸易顺差。2002年全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84亿美元，其中出口173.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75%；进口110.2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7%。全省已初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同世界上20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全年出口上千万美元的商品共有60多种。福建外贸发展已经呈现出由“求量”向“重质”的转变。福建经济快车之所以能够长期迅跑，很大程度得益于外贸这匹强劲有力的“黑马”。福建外贸发展呈现出五大特点，即：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档次不断提升；贸易方式有新的转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贸易项目明显增多；出口市场趋于相对均衡；对外贸易实现“顺差顺收”的良性局面；外贸经营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
从1995年到2002年的进出口贸易指标上看，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呈现波浪式的起伏波动：2000年达到最高值，进出口总额为2883亿美元，其中出口额1483亿美元，进口额1400亿美元；而2001年却呈现出衰退迹象，进出口贸易总额甚至低于1997、1998、1999三年。在经历了2001年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后，2002年台湾省的经济贸易开始缓慢复苏，其主要原因来自于出口增长，1至9月，对外出口增长5.1%，其中对内地出口成为带动台湾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国际经济景气尤其是两岸贸易大幅增长的带动下，台湾对外贸易扭转颓势，对带动经济走出谷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岛内的民间消费及民间投资仍然疲弱，使整个经济呈现“外温内冷”的状况，全年经济呈现低增长态势。(见表1)
从以上具体数据可以看出，福建省的进出口贸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而台湾则呈现上下起伏波动的形势。虽然福建省的进出口贸易在近年有相当快的发展，在全国也排名前列，但与台湾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到2002年为止，福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只为台湾的1/10左右，进口额差距则要更大一些。因此，福建的进出口贸易要达到台湾现在的水平仍然需要一定的时日。
经过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的短短20年时间，福建省的出口市场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多元化市场战略取得新的突破。以前，东南亚一直是福建外贸出口的传统市场，近两年，福建对世界各大洲的出口全面增长，特别是对俄罗斯、东欧、中东、韩国、非洲、中南美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迅猛。对香港和日本的出口占亚洲的前两位；对德国、英国、美国也都有大量出口，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2001年，全省实际商品出口国家与地区达193个，对亚洲出口61.9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4.5%，对美国、日本、欧盟、香港四大传统市场合计出口97.8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70.2%，美国已经一跃成为福建最大的出口市场。
对台湾省来说，美国是其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占总出口的23.7%，至今仍然稳定增加，从1996年的26.866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34.81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14.6%，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经济景气继续扩大，台湾对美国的出口（以信息通讯机器为主）有顺畅的增长。其次，香港是台湾出口的第二大市场，2000年出口额达31.336亿美元。近几年，中国大陆的出口剧增，从而导致对台湾原材料、部件等的进口需求增大，台湾经由香港对中国大陆的间接出口增长坚挺。日本是台湾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但在1997年，对日本的出口由于口蹄疫发生而导致猪肉出口停止，另外也由于日本经济恢复缓慢的影响而剧减，从1996年到2000年出口额平均为13亿美元左右。对亚洲出口则为总出口的一半以上，且呈现快速增长，其中同上年相比，对日本出口增长44.1%，对东盟五国增长32.1%，对香港增长24.9%。因此，可以看出美国是福建和台湾的第一大出口国。福建的出口有往欧洲和美洲扩大的趋势，而台湾的出口则逐渐向亚洲扩展。
进口方面，福建省对亚洲的进口主要来自于日本，最高时期（2000年）达到13.15亿美元，对香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有较大量的进口；欧洲主要从德国、意大利及英国三个国家进口，最高进口额为1998年对德国的3.23亿美元；美国也是福建省较大的进口国之一，且年进口量呈逐步递增趋势，从1997年的6.23亿美元发展到2001年的8.08亿美元。2001年，全省与世界上110个国家与地区开展进口贸易，进口5000万美元以上的国家与地区共有20个。
台湾最大的商品进口来源是日本，2000年达到3.86亿美元。其次是美国，由于台湾的有关信息通讯产品的出口坚挺，导致对美国电子部件的进口需求旺盛，2000年达到最高值2.51亿美元。但是台湾对日本和美国的进口都呈现了逐年上下波动的形势，可见国际经济政治和台湾内部的经济变动对进出口贸易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同时，台湾对韩国、马来西亚、法国、德国也有较大量的进口。
近几年来，福建省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外贸出口格局也不断优化。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进一步下降，工业制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二者的比例由1999年的17.4:82.6调整为2001年的9.3∶90.7。2001年全省初级产品出口13亿美元，比上年减少近7000万美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10.6%降到9.3%，工业制品出口126.3亿美元，占全省出口的比重突破90%。2002年机电产品出口68.04亿美元，同比增长41.44%，占全省出口总额的39.1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2.34亿美元，同比增长82.07%，占全省出口总额的18.62%。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成为拉动福建外贸增长的主要动力。电子行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企业是通过利用外资改造发展起来的，新开发的出口商品有电视机、录像机、电话机、电脑、音响、电子元器件等六大类，农业、食品制造业、建材、机械、石化行业等也通过利用外资得到很大的提高和发展。
同样，在台湾省的出口产品中，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也是最大，2001年达到1462.15亿美元，其次才是农产加工品和农产品。可见，福建的工业制品出口虽然占到全省出口比重的90%，但仍然不及台湾的十分之一。在出口商品结构方面，电气机器、电气器材与机械均处于前两位。台湾对中国大陆间接出口的主要商品项目有：电机设备及部件、机械设备、塑料原料及制品、人造纤维丝、工业用纺织品等。其中电机设备所占比重最大，达到15.9%。另一方面，从增长率看，电机设备及其部件比1996年增长30.8%，钢铁制品比1996年增长29.5%，这两项在工业产品中的出口增长率最为显著。
进口方面，福建省的进口商品种类广泛，主要以工业制品中的机器设备为主。2002年福建省机电产品进口62.08亿美元，增长43.7%；高新技术产品进口28.68亿美元，增长65.4%。而台湾省的进口额中，原材料占最大份额，2000年达到897.78亿美元，其次是资本货物和消费品。福建进口的原料配件及设备所占比重相应提高到88.4%，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下降到11.6%。化学成品、纺纱织物、钢铁、机械及运输设备等商品占绝大多数，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主要集中在邮电、汽车、轻工、食品等。在所有的进口商品中，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就有7大类。
伴随着科技产品世界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高，台湾进口的机器设备和零部件也不断增加。台湾与中国大击的进出品贸易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受到民间投资活跃等因素的支持，台湾对中国大陆的间接进口额，主要以农业、工业原材料为主，达到39.15亿美元。
从以上的定性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的进出口贸易及整个经济水平都与台湾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与它们各自的经济政策，政治背景紧密相关的。两省的进出口贸易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存在着各自的特色。总体来说，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的原因，台湾进出口贸易与福建省进出口贸易无论在规模上、速度上、结构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福建属祖国大陆同一经济体，这种与台湾地区的差别是正常的，随着改革开放，内地已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投资、出口地之一，内地对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在台湾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同时也加强了内地与台湾的经贸合作。如果两岸能够消除人为的屏障，随着交往的日趋频繁，闽台的进出口贸易将呈现越来越紧密、互补、共荣的特征。
1．杨维中，1997年台湾的对外贸易——1998年日本贸易振兴会白皮书：贸易篇，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二期
2．石广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与展望，国际商报，1998年10月15日
1.在国际间的交流、国际文化发展方面商务英语作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产物，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密切了跟外国企业间的贸易往来，商务英语应用无限拓展。显而易见的是，商务英语的出现、发展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从外贸产品的开发、研制、生产和销售，整个过程都与外贸英语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外国企业打交道的同时，也是了解一个不同文化的良好机会。商务英语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联系，更可以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为以后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2.在营造和谐的国际环境、国际地位方面新经济形势发展下，综合国力虽然是国际地位的决定要素，但是，如果在国际上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哪怕国家实力强大，可是国际形象和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并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评价。商务英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进出口贸易额增加的同时，可以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从而使得我国可以建立友好、和平、仁爱的大国形象，这对于进一步吸引国际投资，增强我国国际地位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在扩大进出口贸易格局方面就我国现在的进出口贸易格局来看，主要集中于美、日、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一方面能够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但是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安全埋下了隐患。商务英语的发展可以显著地扩大贸易格局，同时与更多的国家发展进出口贸易往来，不仅可以打开我国进口和出口的市场，同时也可以使得我国的经济安全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保障。
4.促进英语学习的创新进步普通英语主要是为教育部门和政府部门服务的一种语言，应用于生活交际和工作，是作为国家教育部门制定的一门必须完成的课程内容；而商务英语多以金融、经贸、营销、管理、公关等方面的内容为主，专业知识性强。普通英语是商务英语发展的基础，商务英语基于英语的基本词汇和基本语法，有独特的语言组织形式和共同特征，主要服务于国际商务活动等领域中；而且同时，商务英语格式、模式较为固定，这就使得商务英语的进步发展可以为英语的创新进步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为日后的英语学习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
新经济形势下，由于国际能源损耗的加剧，国际间的贸易谈判愈演愈烈，这就使得商务英语在磋商、谈判中的作用得以无限彰显。而且，为了争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和权益，在进行重大进出口贸易的细节商谈的时候，依靠商务英语作为磋商的工具来占据商业中的主动权，以各种商务英语专业词语达成一致性见解，避免事后由于文化等问题而产生冲突，从而可以避免多义词语的使用，为严谨的进出口贸易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的企业中，良好的国际形象是企业打开国际市场的敲门砖，这就涉及进出口企业的宣传和广告，也就对商务英语的要求更为严格。商务英语此时可以为企业塑造良好的形象，不仅可以更好地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激发其使用和购买欲望，获得消费者的认同，获取经济效益；而且，商务英语突破定势思维，不断大胆创新，赋予企业有信誉、产品有保证的良好形象，从而为企业日后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国是一个能源净进口国，以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煤炭为主，2005年我国能源净进口（16945万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223319万吨标准煤）的比重约为7.6%，2001年只有1.8%，近年来我国。我国能源净进口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三亿体育，2005年我国石油进口量约占世界石油贸易量的6.8%。能源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一直作为我国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最主要方式，它在保证我国能源满足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能源产品贸易大国之一。
我国能源贸易在矿产品进出口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能源贸易额占全部矿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从2001年的24.1%增长到2006年的26.1%；能源产品贸易额迅速增长，2006年能源贸易额1001.87亿美元，比2001年232.71亿美元增加330.5%，年均增长率达到33.9%。
我国能源产品贸易量大幅增长，2006年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量达到37396万吨标准煤，比2001年21974万吨标准煤增加70.2%，年均增长率11.2%。2001年以来，我国能源产品贸易额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能源贸易量的增长幅度，能源产品贸易量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其贸易额不断创出新高的重要原因，同时，能源产品价格的上涨更是导致能源产品贸易额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
石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2006年我国石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已经达到47.3%。我国石油进口贸易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2006年从9个国家合计进口石油13018万吨，占当年我国石油总进口量的71.7%。
2001年我国能源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为232.71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全部矿产品进出口贸易额966.56亿美元的24.1%，2006年能源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为1001.87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全部矿产品进出口贸易额3839.01亿美元的26.1%。我国能源贸易额占矿产品贸易额的比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2006年我国能源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为1001.87亿美元，其中，石油917.54亿美元，占我国能源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91.6%，煤炭50.7亿美元，占5.0%，天然气33.63亿美元，占3.4%，石油的进出口贸易在我国能源产品进出口贸易中我国占绝对的优势。
2001年我国石油进口额为154.06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全部矿产品进口额565.46亿美元的27.2%，2006年石油进口额为819.52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全部矿产品进口额2302.93亿美元的35.6%，近年来我国能源贸易额占矿产品贸易额的比重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我国石油消费巨大，严重依赖进口，2006年我国石油净进口量16286万吨。从我国石油的进口贸易情况看，我国石油进口量不断增长，自2001年的8163.2万吨迅速增长到2006年的18157.0万吨，2006年比2001年增长了122.4%，年平均增长率为17.3%，从目前的趋势看，我国石油的进口量还会进一步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石油的进口额增长幅度更大，自2001年的154.0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6年的819.52亿美元，2006年比2001年增长了432.0%，年平均增长率为39.7%。2005年我国石油进口量约占世界石油贸易量的6.8%，我国已经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从我国石油的出口贸易情况看，我国石油的出口量从2001年1674.1万吨到2006年的1871.4万吨，最高的年份2005年为2207.7万吨，我国石油的出口量变化不大。
2006年位居我国石油进口前九位的国家为：沙特阿拉伯（2471万吨）、安哥拉（2345万吨）、俄罗斯（2113万吨）、伊朗（1864万吨）、阿曼（1318万吨）、韩国（1106万吨）、委内瑞拉（732万吨）、刚果（542万吨）和赤道几内亚（527万吨），9个国家合计进口量为13018万吨，占我国石油总进口量的71.7%，我国石油进口贸易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2001年我国石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只有29.1%，2006年上升到47.3%，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导致了能源需求，特别是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为缓解国内石油供求的突出矛盾，我国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石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2001年我国天然气出口量为223.30万吨，2006年为225.24万吨，近年来我国天然气的出口量基本上维持在200余万吨的水平上，变化不大，从我国天然气资源和产量分析，未来我国天然气出口量不会有大的变化。
2001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为489.62万吨，2006年为605.81万吨，近年来我国天然气的进口量维持在600余万吨的水平上，增长不大，由于我国进口的主要是液化天然气，而天然气的大规模输送必须通过管道，未来我国天然气进口量增长变化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天然气进口输送管道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景。
2001年我国煤炭出口量为9012万吨，2006年下降到6330万吨，近年来我国煤炭的出口量逐年下降，由于国家限制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取消了煤炭出口退税，预计未来我国煤炭的出口量还会有所减少。
2001年我国煤炭进口量只有249万吨，2006年迅速增长到3836万吨，近年来我国煤炭进口量逐年大幅增长，年增长率达到72.8%。由于我国煤炭资源在地域上分布不均，北煤南运，陆路运输成本较高，在符合比较效益的情况下，预计未来我国煤炭的进口量还会进一步增长。
2001年我国石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只有29.1%，2006年已经上升到47.3%，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导致了能源需求，特别是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在国内石油产量增长缓慢，而石油消费增长迅速，从而导致石油进口量连年大幅增长，使我国石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预计我国石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将很快超过50%。巨额的石油进口以及对石油进口依赖程度的快速提高，使我国的石油消费严重地依赖于国际市场。
自2001年到2006年，我国石油进口量增长了122.4%，年平均增长率17.3%，而石油的进口额却增长了432.0%，年平均增长率39.7%，石油进口额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石油进口量的增长幅度，这说明我国利用国外石油资源的成本在大幅度的上升。
目前我国是一个能源净进口国，以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煤炭为主，2005年我国能源净进口（16945万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223319万吨标准煤）的比重约为7.6%，2001年只有1.8%，近年来我国。我国能源净进口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石油进口量约占世界石油贸易量的6.8%。能源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一直作为我国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最主要方式，它在保证我国能源满足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能源产品贸易大国之一。
我国能源贸易在矿产品进出口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能源贸易额占全部矿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从2001年的24.1%增长到2006年的26.1%；能源产品贸易额迅速增长，2006年能源贸易额1001.87亿美元，比2001年232.71亿美元增加330.5%，年均增长率达到33.9%。
我国能源产品贸易量大幅增长，2006年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量达到37396万吨标准煤，比2001年21974万吨标准煤增加70.2。